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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05月21日

《孝经》出于“孔—曾”考(三)

www.6uu6uu.com开奖结果www.7343.com开奖结果天下奇闻异事网将《孝经》与其他经典的思想进行对比,考辨《孝经》作者,由朱熹而发其端,经姚际恒而备其理,而后王正己、徐复观都以这一思路进行考证。具体来说,他们是通过《孝经》与其他经典的文句、思想传承关系,来考察《孝经》的作者。而“其他经典”,主要是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与《孟子》。   《朱子语类》为《孝经》分经传,并云传文“皆齐鲁间陋儒篡取《左氏》诸书之语为之,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。”[1]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云:   其《三才章》“夫孝,天之经”至“因地之义”,袭《左传》子太叔述子产之言,惟易“礼”字为“孝”字。《圣治章》“以顺则逆”至“凶德”,袭《左传》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。“君子则不然”以下,袭《左传》北宫文子论仪之言。《事君章》“进思尽忠”二语,袭《左传》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。《左传》自张禹所传后,始渐行于世,则《孝经》者,盖其时之人所为也。[2]   以朱子之见,《左传》为《春秋》传,战国已经成书,故《孝经》“传”部分抄袭《左传》,可以考定《孝经》为战国时书。以姚际恒之见,《左传》自西汉张禹之后才大行于世,故《孝经》与《左传》雷同,恰好证明《孝经》出于西汉。但是,《孝经》到底是否抄袭了《左传》,能否根据《孝经》与《左传》文句相似而证明《孝经》晚于《左传》,仍然是一个问题。   《论语》亦然。“克己复礼为仁”,则直用《左传》:“古也有志:‘克已复礼,仁也。’”“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。”则直用晋臼季曰:“出门如宾,承事如祭,仁之则也。”即“彼哉彼哉”,用阳虎语。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用孟僖子语。不特记者如此。即手自为文亦然。赞《易·乾卦》“元者善之长也,亨者嘉之会也,利者义之和也。贞者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,足以长人。嘉会,足以合礼。利物,足以和义。贞固,足以干事。”则全袭鲁穆姜曰:“元,体之长也。亨,嘉之会也。利,义之和也。贞,事之干也。体仁,足以长人。嘉德,足以合礼。利物,足以和义。贞固,足以干事。”此其文在襄九年,夫子未生之前,岂有穆姜袭夫子言者,然而游、夏见之不以为疑,七十子之徒闻之不以为怪,汉唐至今并无敢有一人焉,起而删之,诟厉之若是者,何也?则以夫子之言,原与《春秋》相表里,而非有二也。《春秋》有简书,有策书。夫子修简书以为《春秋》之经,左丘明修策书以为《春秋》之传。其二书皆朝夕讲求,行著习察,师以之为教,弟以之为学,不问其为何人语,而其言足述,徃徃取之以垂训。盖夫子平居口授原自如此,故其自为文与门弟子所为文皆彼此一辙,而并无嫌畏避忌于其间。[3]   《论语》中载孔子平日言辞,也有沿袭前贤之处,甚至孔子赞《易》,也有因《左传》之文。如果因为《孝经》文句类似《左传》,便判定是《孝经》抄《左传》,那么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怀疑《论语》、《周易》的可靠性了。   通过考察《孝经》与《论语》的差异,进而否定《孝经》出于孔子,甚至否定其出于先秦,是考证《孝经》年代惯用的方法。其中有两个方面内容。   一是“鬼神思想的冲突”,王正己《孝经今考》认为,《孝经·感应章》有云:“宗庙致敬,不忘亲也;修身慎行,恐辱先也。宗庙致敬,鬼神著矣。孝悌之至,通于神明,光于四海,无所不通。”此是承认有鬼神。而《论语》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,“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”,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”,“敬鬼神而远之”诸句,证明了“孔子是不承认有鬼神的,那么‘鬼神著矣’,绝非孔子的思想。”[4]   王正己之说,完全是以现代人的思想强加到孔子身上。如果细读《论语》,无法推出“孔子是不承认有鬼神的”这样的结论。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,神,是外神,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给出了一个解释:“鬼神,造化之迹,虽非不正,然非穷理之至,有未易明者,故亦不轻以语人也。”[5]孔子不轻易说到“神”,并非否认其存在。“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”,朱熹《论语集注》云:“程子曰:‘祭,祭先祖也。祭神,祭外神也。祭先主于孝,祭神主于敬。’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。”[6]此语强调的是祭祀的诚意,而不是讨论鬼神之有无。当子路向孔子提问“事鬼神”,孔子回答: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鬼,是祖先,事鬼在于宗庙,孔子之意在于,事死去的先祖,只是事活着的父母的一种延伸,如果不懂得事父母,便不能懂得如何事先祖。在这里,子路问的是“鬼事”,孔子答之以“人道”。在“人道”范围内,对待神鬼,最主要的并不在于其存在与否,而在于自己的态度。《论语·雍也》记载:“樊迟问知。子曰:‘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’”朱熹的解释是:“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,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,知者之事也。”[7]孔子并不正面讨论鬼神是否存在,但是,祭礼,无论是在宗庙祭祀祖先,还是祭祀山川河海之外神,都有具体的仪轨,行好这些仪轨,才能达至一种有礼乐的生活。由于孔子不具体言鬼神之无有,王正己所引《论语》的四句话,如果站在相反的立场上,恰恰可以证明孔子认为鬼神是存在的。   二是《孝经·谏诤章》与《论语》中的谏过思想的冲突。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云:“又《论语》,…孔子曰:‘事父母几谏,见志不从,又敬不违,劳而不怨。’多少低徊曲折。今《谏争章》云:‘父有争子,故当不义,子不可不争于父;从父之令,焉得为孝。’又何其径直而且伤于激也。其言绝不伦类。王正己《孝经今考》同样引用上二句,并认为:“这两种态度相反到极点。《孝经》主张积极的抗争,不达到目的不止,时时对他爹爹不合法的行为要提出抗议,不然就不是孝子。《论语》主张消极的婉劝,劝而不听则罢,绝不许争,仍然要孝顺,做孝顺的儿子。这两种主张是多么抵牾!这问题的解决,只有一条路,若承认《孝经》是孔子的真思想,《论语》便伪;若以《论语》为真,《孝经》便伪,事实显然。现在举世都承认《论语》是孔子的语录,那么《孝经》之非孔子作不待言矣!”[8]   此处之说,姚际恒病在识经不深,王正己病在读书不细。姚际恒言《论语》低回曲折,《孝经》径直伤激,但问题在于,《孝经》所言,是讲一种道理,即“必须谏诤”,《论语》所言,是讲一种做法,即“怎样谏诤”。《谏诤章》开头是曾子的发问:“若夫慈爱恭敬,安亲扬名,则闻命矣。敢问子从父之令,可谓孝乎?”问题是“从父之令,可谓孝乎”,而孔子的回答,从天子有争臣七人,诸侯有争臣五人,大夫有争臣三人,士有争友,再说到“父有争子”。这完全是正面回答曾子的问题,正面回答,自然是是、非非,不需曲折。而《论语》所言,一般是孔子对弟子的教训,所以多因具体弟子之性情,教切实可行者。《论语》“事父母几谏”一句开头只言“子曰”,并没有具体的情景,但从其内容,也可以推断此为孔子对弟子所言。仔细分析“事父母几谏,见志不从,又敬不违,劳而不怨”,首句“事父母几谏”,正是《谏诤章》所云的“故当不义,子不可不争于父”。而后面补充“见志不从”的情况,是“又敬不违,劳而不怨”。   王正己说:“《孝经》主张积极的抗争,不达到目的不止,时时对他爹爹不合法的行为要提出抗议,不然就不是孝子。”所谓“积极的抗争,不达到目的不止”,完全是王氏自己的臆想,不但非《孝经》的本意,而且也不是儒家的思想。在其他经典中,还有关于谏诤的说法。《礼记·檀弓》云:“事亲有隐而无犯。”郑注曰:“隐,谓不称扬其过失也。无犯,不犯颜而谏。”[9]也就是说,“无犯”不是不谏诤,而是谏诤的时候要有艺术,不要犯颜直谏。《礼记·内则》亦云:“父母有过,下气怡色,柔声以谏。谏若不入,起敬起孝,说则复谏。不说,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,宁孰谏。父母怒,不说,而挞之流血,不敢疾怨,起敬起孝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也说:“父母有过,谏而不逆。”这些记载,都是在《孝经》所谓“子不可不争于父”的前提下,讲如何谏诤的,其性质与《论语》所说的一样,都教人委婉地向父母进谏,而不是将父子关系看成你死我活的关系。王正己在姚际恒的基础上,进一步误读了《孝经》,并同时误读了《论语》,于是将二者的思想看得水火不容。   《孝经》与《论语》的思想,侧重点不同,但完全没有矛盾之处,要通过寻找二书的不同,来证明《孝经》的晚出,完全是徒劳的。   [1] 朱熹:《跋程沙随帖》,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,《朱子全书》(24),第3961页。